搜狐首頁 曆史 宮主大人2

手機搜狐

SOHU.COM

超級大國蘇聯爲何出兵阿富汗? 美國使出陰招

搜狐軍事 12-15 15:04

本文主要探討了蘇聯阿富汗戰爭期間,爲什麽同爲冷戰時期的超級大國,蘇聯決定直接派兵幹涉阿富汗,而美國及其盟友“委托”或者利用聖戰者組織與蘇聯交戰。文章從區域安全複合體的角度,結合史實與衆多研究者的成果,得出蘇聯以“有限兵力”直接幹涉的決定與冷戰時期競爭地區霸權的需要、保衛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思維、過于倉促的作戰評估以及國內反對戰爭的力量被邊緣化有關;美國和其他國家選擇間接幹涉的原因在于低成本效益、國際輿論的支持以及缺乏對當地的足夠了解等。文章編譯如下:

1979年至1989年蘇聯對阿富汗的幹涉大概是一場曠日持久、源源不斷地耗盡蘇聯國力的戰爭,並最終促使全球力量格局發生轉換。蘇聯的失敗改變了世界政治進程。理解蘇聯幹涉是如何發生的,必須從區域安全複合體(RSC)的角度來思考。阿富汗地跨中東安全複合體和南亞安全複合體,扮演著一個深受兩個地區影響卻對其中任何一個幾乎沒有影響的“絕緣體國家”(insulator state)角色。以下方面也值得注意:冷戰時期的區域安全複合體都深受兩個超級大國冷戰政策的影響;蘇聯不想失去對這兩個地區的影響,無法容忍美國主導他們。

當回顧這場戰爭時,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爲什麽同爲冷戰時期的超級大國,蘇聯決定直接幹涉阿富汗,而美國及其盟友“委托”(delegate)或者利用聖戰者組織(Mujahedin)與蘇聯交戰。帕特裏克•裏根(Patrick Regan)在1998年的文章中認爲,當某些國內和國際條件在特定的時間範圍內交織在一起時,冷戰時期的政府更容易做出幹涉決定。艾迪恩•薩勒漢(Idean Salehyan)2010年的文章對于研究美國的反應和美國及其盟友爲什麽把責任“委托”給阿富汗人特別有幫助。他認爲,其中的原因包括成本效益、冷戰的緊張局勢以及缺乏對當地的了解。本文將指出爲什麽蘇聯和美國分別做出了直接幹涉和間接幹涉的決定,以及區域安全複合體是如何影響他們決定的。

本文的目的是弄清爲什麽蘇聯幹涉阿富汗,以及爲什麽美國及其盟友委托聖戰者組織。理解這場戰爭,有必要先了解當時的曆史背景。蘇聯對阿富汗的幹涉始于1979年12月,目的是鎮壓軍隊內部的兵變,保住親蘇聯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政權。蘇聯在第二年即卷入日益壯大的阿富汗全國抵抗運動之中。美國和其他國家早在1980年就已經開始支持被稱作“聖戰者組織”的反抗團體。接下來十年的戰爭導致阿富汗人口大量傷亡,但蘇聯也損失慘重並且有了厭戰心理。1986年美國向戰場提供了地對空導彈,以平衡聖戰者組織與蘇聯空軍之間的實力。一年之後,蘇聯開始撤軍,1989年全部撤出。這場戰爭的主要角色有蘇聯、蘇聯扶持的阿富汗代理政權和反抗蘇聯的聖戰者叛軍。次要角色包括美國、巴基斯坦、中國、埃及以及沙特阿拉伯,所有這些國家都向反抗蘇聯的叛軍提供了支援。爲了不偏離前面提到的主題,除非與本文述及的理論有直接關聯,這場戰爭的細節就不再過多贅述。

阿富汗在世界上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是中東和南亞兩個區域安全複合體之間的“絕緣體”。南亞安全複合體由印度和巴基斯坦共同主導,中東安全複合體則由于大部分國家之間實力比較均衡,呈現多極特征。從地域上看,阿富汗有1640英裏的邊境線與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伊朗和巴基斯坦接壤。鄰國伊朗和其他在阿富汗也有利益的中東國家有自身必須關注的其他“緊迫問題”(pressing issues),因此在地區層面上,阿富汗的主要影響來自巴基斯坦和南亞安全複合體。作爲美國的盟友,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主要利益是抵制蘇聯。

冷戰期間,阿富汗的國際形勢主要由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決定。美國和蘇聯都試圖控制阿富汗及其周邊的南亞和中東地區,蘇聯通過幹涉,美國通過資助叛軍。阿富汗的“絕緣體”角色是引起這種鬥爭,並且只能是美國蘇聯都利用地區大國進行的冷戰鬥爭的重要因素。兩個超級大國利用各種手段在地區內爭奪更好的地位,他們認爲這樣的地位能夠帶給自己相比對手更多的優勢。因此,和蘇聯、美國均存在緊密聯系的區域安全複合體就有了重要的戰爭“催化劑”(catalyst)作用。這種對地區霸權地位的爭奪終將給蘇聯和美國帶來極爲嚴重的後果。

蘇聯的幹涉可以用裏根“對地區內部沖突的幹涉在冷戰期間更容易發生” 的假設來解釋。他認爲,“冷戰的零和環境增加了在第三方領土上抗衡對手時能夠得到的期望收益(expected payoff)” 。這尤其符合阿富汗的情況:如果一個親蘇政府仍舊控制著阿富汗,蘇聯一定會受益或者至少能保持現狀。裏根同時認爲倉促的評估也增加了幹涉的幾率。兩個超級大國發現,兩者直接對抗會産生更加嚴重的後果,因此在第三世界相互爭奪權力更符合各自利益。就像裏根在文中寫的,“最終,決策程序是理解雙方選擇的關鍵,但雙方的決定都建立在國內國際諸多限制性條件的基礎之上” 。因此,理解“阿富汗本身是冷戰巨大代價的産物” ,是明白爲什麽1979年12月蘇聯政治局授權一支“有限的”幹涉部隊前往阿富汗的關鍵。

派遣部隊的決定最終導致蘇聯與阿富汗反抗軍之間長達十年的戰爭,並嚴重削弱蘇聯的霸權。曆史學家和政治學家都試圖理解蘇聯爲什麽在1979年入侵,很多學者認爲冷戰壓力是一個主要原因。20世紀70年代末,蘇聯和美國之間的冷戰又一次處于相對敵對的狀態,一些學者認爲雙方敵意的上升與“1979年夏天美國國會沒有同意批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ALT II)” 有關。1979年的伊朗宗教革命也讓形勢更加惡化。蘇聯擔心美國失去伊朗這個主要盟友後,可能在中東“收買”(shopping)一個新的盟友以確保在該地區的利益。克格勃關于阿富汗人民民主黨領導人阿明一直在與美國進行接觸的報告使這種可能性進一步成爲蘇聯最擔憂的事情。這些擔憂符合裏根“發生在大國影響範圍內的地區沖突會爲幹涉提供動機”的冷戰假說。蘇聯對美國在該地區活動的擔憂導致了以幹涉阿富汗爲形式的力量投射。蘇聯相信幹涉能夠給世界傳遞一個信號:莫斯科仍然擁有至關重要的全球控制力。

這種力量投射不只是爲了炫耀武力。作爲全世界共産黨的領導人,蘇聯相信自己有“道德義務”(moral duty)去保衛共産主義。因此,政治局或者至少一些委員感到,一個親西方的阿富汗會嚴重破壞蘇聯集團在世界上的形象。就像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寫的,“事實上,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是這樣一個親蘇共産黨:它的垮台會被視爲整個蘇聯集團信用的一部分” 。正是這種觀點初步激起了蘇聯1979年對阿富汗問題的關注,而此前一年,蘇聯對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尋求支援的請求還采取了不予理會的態度。阿富汗存在倒向西方的可能性——這樣的事實至少在蘇聯看來,是需要進行幹涉的理由。這種對共産主義的關切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聯系,這種聯系是冷戰期間幹涉政策的核心,“任何地區的內部矛盾都會被輕易視作東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 。

擔心失去尊嚴和全球影響力的蘇聯迅速行動起來,保護他們在阿富汗以及整個地區的利益。由于認爲他們將要進行的會是一場很快解決的戰爭,1979年12月12日,蘇聯軍隊第一次開進阿富汗。蘇聯認爲他們能改變阿富汗的政治特性,這明顯忘記了阿富汗從未被占領過的漫長曆史。懷著這樣的信念,蘇聯派遣了政治局認爲足夠的“有限兵力”(limited force)進入阿富汗。蘇聯發出這種“有限應急”(limited contingency)的信號是因爲它相信能夠快速而堅決地擊敗叛軍。蘇聯的行動建立在快速勝利能夠強化他們在該地區的形象和力量投射的假設之上。“蘇聯領導層是按照幾個月或者最多一兩年足夠達到目的——這樣一個時間範圍行動的” 。這與裏根的想法一致,裏根認爲,幹涉容易發生在“預計的時間對于實現目標來說太短” 的時候。

蘇聯只想以有限的時間和兵力來處理阿富汗問題的想法,可以用蘇聯幹涉阿富汗的目旳來解釋。蘇聯1979年入侵的目的很簡單。“用有限的蘇聯軍隊把阿富汗的叛軍鎮壓下去” 。這表明蘇聯根本不想進行一場戰爭,僅僅是想通過一場類似維持和平的武裝行動,保住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親蘇政權。然而,這個短期計劃很快被蘇聯放棄。蘇聯後來公開承認,在阿富汗重建過程中,“蘇聯軍隊不得不承擔起領導角色。”

裏根還提到,當某些國內和國際條件交織在一起時,國家更可能實施幹涉行動。這些條件有:“國際聲譽、國家利益的損失,以及反對潛在收益的國內制約” 。蘇聯的國際地位及其國內制約在冷戰的緊張局勢下被放大化了,因此不能草率看待。蘇聯的對外政策大部分由政治局的四名委員主導,分別是:國防部長尤斯蒂諾夫(Ustinov)、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安德羅波夫(Andropov)、外交部長葛羅米柯(Greymko)以及黨的理論家蘇斯洛夫(Suslov)。這四個人在蘇聯有足夠的政治權力使任何反對戰爭的力量邊緣化。由于“一直在與美國和中國爭奪全球特別是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 ,蘇聯的國際聲譽在當時已經岌岌可危。當它做出幹涉——其實是把這個國家推入十年沖突和戰爭的決定時,蘇聯考慮了以上所有情況。顯著的事實是,盡管“阿富汗是蘇聯的重要關切”,但這“絕不是蘇聯對阿富汗政策的唯一決定因素。” 這再次肯定了裏根的假設,他認爲,國家會用幹涉來回應世界對他的看法。

作爲對蘇聯幹涉的回應,美國及其盟友巴基斯坦和埃及,和中國、沙特阿拉伯一道,決定爲聖戰者組織提供資助和武器以反擊蘇聯第40軍。這支軍隊在聖戰者組織看來正試圖占領阿富汗。薩勒漢的文章“向反叛組織的戰爭委托”探討了爲什麽委托而不是直接參戰的政策會被用于阿富汗。薩勒漢指出,國家通常會“選擇支持叛亂” 而不是直接參戰的方式,以避免承擔戰爭導致的直接損失。美國和其他資助聖戰者組織的國家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爲知道:既然削弱蘇聯利益最好的辦法是通過間接手段而不是公開譴責,那麽這種戰略(指資助聖戰者組織。譯者注)可能更劃算。薩勒漢的理論尤其支持阿富汗的情況,他寫道,“委托既可以當作一種低成本手段來使用,也可以用于當事人缺乏與完成特定任務有關的知識和專家的時候” 。美國和巴基斯坦都非常清楚,代表阿富汗人民去幹涉會給自己的軍隊帶來嚴重後果。相反,就像拉裏•古德森(Larry Goodson)寫的那樣,“美國建立了一條中央情報局(CIA)通過巴基斯坦爲抵抗運動輸送援助物資的渠道” 。“致命的卡拉什尼科夫AK—47沖鋒槍通過埃及提供,爲美國的卷入提供‘合理推诿’的借口” 。

巴基斯坦和美國提供的這些秘密援助,以及埃及加入聖戰者組織等情況,進一步證實了薩勒漢的理論。他認爲,在與國際上的敵人鬥爭時,國家最常用的策略是資助、庇護和扶持反叛組織、反抗運動或者恐怖組織。 反對蘇聯占領阿富汗的所有國家提供的武器和援助總計近90億美元。蘇聯的幹涉“與由此導致的蘇聯和穆斯林世界之間的緊張關系相比一點也不值得” 。美國及其盟友決定最大化地利用這種優勢,他們支持聖戰叛軍,期望幹涉會耗盡蘇聯所有資源,就像希德基(Sidky)寫的,美國利用阿富汗“通過把蘇聯拖入阿富汗人的陷阱,給蘇聯一個它自己的越南” 。通過從巴基斯坦把毒刺導彈帶進戰場,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述目標。在這些導彈的幫助下,聖戰者組織終于有了打擊蘇聯要害的能力,這也促使蘇聯在1987年決定制定從阿富汗撤軍的計劃。

薩勒漢的評論與裏根的觀點非常相似,他說“反叛組織經常會受益于外部的援助,特別是在冷戰期間” 。希德基也支持這種觀點,“地區和全球大國聯合起來精心策劃了發生在阿富汗的所有意識形態情況” 。這句話准確概括了美國、巴基斯坦、中國、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在支持聖戰者組織中的立場。阿富汗問題與其人民的自由或解放無關,阿富汗是東西方之間意識形態鬥爭的戰場,中國則是因爲中蘇關系破裂。選擇支持聖戰者組織對所有這些國家都非常有吸引力,因爲這樣的選擇使他們有機會打擊蘇聯而不用承受幹涉主義政策帶來的各種代價。另一個好處,尤其對美國來說,即使爲阿富汗反叛組織提供了外部支持,但“當外部國家支持反叛組織時,國際社會和其他國家通常會假裝沒有看見” 。由于冷戰時期的大部分沖突都帶有蘇聯反對美國的色彩,因此,這種沒有受到譴責的情況被美國視爲一場意識形態的勝利。

最後,薩勒漢認爲,當缺乏對當地足夠的了解時,國家通常會利用當地的叛軍。美國及其夥伴們非常清楚他們對當地沒有足夠的了解,無法通過直接公開的參戰來有效地幫助阿富汗。對聖戰者組織的資助爲叛軍提供了合法性,而這種合法性是這些國家無法通過直接參戰獲得的。美國使用“委托”策略也可以看作一種威懾,因爲美國和蘇聯都不想爲此事進行一場兩國之間的公開戰爭。這種相互威懾的情況使美國最終選擇了把反擊蘇聯的任務委托給了聖戰者組織。

蘇聯對阿富汗的幹涉本應當是一場讓阿富汗親蘇政府重回正軌的快速作戰。而當蘇聯離開阿富汗時,已是十年之後,並且造成超過一百萬人死亡。雖然阿富汗是一個深受周邊兩個區域安全複合體特別是南亞安全複合體影響的“絕緣體”國家,但是冷戰期間,超級大國的影響超過了任何的地區影響,地區大國在阿富汗問題上基本保持了沉默態度。戰爭的主要參與者是聖戰者組織、蘇聯及其阿富汗傀儡政權。爲了反制蘇聯,美國和其他的地區以及全球大國通過支持叛軍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聯幹涉的原因,以及美國委托聖戰者組織與蘇聯作戰的原因,都是政治學領域最令人關注的戰爭因素。裏根“因爲意識形態目標超越了戰略目標和可實現的目標,冷戰使幹涉更容易發生”的理論在這裏被證明是正確的。蘇聯阿富汗戰爭是這種理論的範例。當時蘇聯相信戰爭很快就會結束,國內和國際壓力相互交織,以及冷戰期間的地區內部沖突把兩個超級大國卷入其中。美國和他的同伴采取了被薩勒漢稱作“委托”的方式作爲回應,這種方式被證明是劃算的,並且削弱了他們的主要對手蘇聯。蘇聯阿富汗戰爭可以從很多方面來分析,通過研究兩個超級大國的不同選擇,我們可以明白他們是如何以及爲何那樣選擇的。

精選